跨性别者的家庭斗争：父母认为是病 要求其为家人着想
时间: 2018-04-19 15:46
来源: 鉴闻
特约撰稿: 卫潇雨
编辑: 王晓
站在厕所门口，杨宇瀚犹豫了。
往左，是她去了十八年的男厕，可现在她穿着女装长裙、戴着长及脖颈的假发，为了让皮肤显得细嫩一点、特地擦了一层BB霜。
往右，是她无比期待但从未涉足过的女厕，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堂堂正正地走进去，就像一个真正的女孩儿那样，可是现在，她还不行。
杨宇瀚一只手提拉着裙子，显得局促，在门口踱了几个来回。最后，她闪身进了工具房——里面有一个用来涮拖把的池子。
电影《丹麦女孩》剧照，讲述了一位变性者的爱情故事。图片来源：网络
男or女
在法律层面，杨宇瀚是个男生，身份证、学籍档案和户口本都这么写，以至于年初坐火车的时候，留着长发的她被工作人员以“人证不符”为由拦在了进站口。
在生理层面，她保留两个性别的性特征，她有男性的生殖器官，也发育出了女性的胸部，只不过前者长期被药物压制，后者则在药物的推动下越来越成熟。
在心理层面，她相信自己就该是个女生、讨厌男孩子，大学时期，这个培养程序员的专业全班只有五个女生，上课的时候，杨宇瀚和她们一起，六个人坐成一排，浩浩荡荡。
杨宇瀚是生理性别男、心理性别女的跨性别者，尊重她的本意，称呼为“她”。
跨性别者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的维吉妮亚·普林斯在1970年代提出，用于描述跨越性别疆界但并没有跨越性的疆界、活在和本身生理性别相反性别里的人群。
2014年12月18日，著名性学家李银河在博客中公开了王小波过世后自己的伴侣“大侠”——一位生理性别女、心理性别男的跨性别者，“大侠”依靠手术完成了自己在性上的跨越。当时的博文引起了轩然大波，2万多条微博回复中，不乏言辞刻薄的人表示不能接受跨性别者。
目前，我国还没有对这一群体数量的权威统计。国际非政府组织亚洲促进会2014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亚洲约有0.3%的人口为跨性别群体，以此推算，中国的跨性别者约400万。
小学时，杨宇瀚拒绝去男厕所，会紧张得尿不出来，这是她第一次无意识触碰到社会为两性划下的红线，从那时起，她开始有了模糊的性别认知意识。
初二，她第一次在网上接触到male-to-female（身体特征为男、性别认同为女）这一概念，混迹在百度贴吧里，她认识了几位同好，意识到自己也是跨性别者。
现在的杨宇瀚一米七八的个子，体重超过200斤。因为腿粗，坐下来大腿没法并起来，走路的时候根部会摩擦发红。她留着长发，垂下来刚好到肩膀，她觉得扎起来头发显得脸大，于是她造型的主要原则是遮：厚重的刘海遮住额头、披下来的长发扒拉在前面遮住脸颊的轮廓、眼镜半遮着上半张脸，在南方接近30度的夏天，会让脖子上闷出来一层薄薄的汗。
她穿一双粉白色的运动鞋，搭配所有连衣裙，18年的男性身体为她发育出了40厘米肩宽的大骨架和一双40码的脚，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一码数的女式凉鞋。
“吃糖”（服用激素类药物）两年多，从外表看，杨宇瀚和普通女生没什么差别，她长出了85E的胸部，像是胸前放了一对梨子，她的喉结也并不明显，声音相当自然。
性别问题带来了实际的困扰。4月的一个下午，杨宇瀚去医院看病，排到她的时候，医生看到了电脑信息上写着“性别：男”。
“你是不是拿错别人的挂号条了？”
“这就是我的”，杨宇瀚说。
医生拿着她的医疗病历本，一项一项挨着对了一遍，确认是同一个人才给她开了转诊单。
在今年年初，她去了趟外地，进站乘车的时候被人工核验拦住了，是同一个问题，一个女孩怎么拿着“性别：男”的身份证呢？
博弈
2016年4月，杨宇瀚的生日当天，母亲艾明明和父亲杨忠林两个人早早离开了单位，赶到二十多公里外的学校请儿子吃饭。在学校门口的购物中心里找了家广东菜馆，艾明明郑重宣布：“我们家宇瀚已经18岁了，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
那时，距离杨宇瀚向父母“出柜”已经有半年多。
与大多数出于信息闭塞、思想保守的父母不同，杨宇瀚的母亲艾明明是名牌大学的博士，父亲杨忠林是国企高管，两个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有体面的工作。
杨宇瀚的舍友杨泽楷见过她父母五六次，他一直以为艾明明是学校的老师，她身材瘦小、整个人精明干练，说起话像老师发号施令。
得知儿子心中的想法，艾明明查阅了大量文献，“从自然起源，到哲学宗教，我都看了。”在她眼中，“宇瀚只是社会阅历太少”，“小时候因为买电脑早，容易接触一些不良的思想，导致与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念相偏离。”
父亲则坚持认为她患了心理疾病。儿子打小就性格孤僻，因为入学早、年龄比同学都小一大截，有时候被同学欺负，“社会交往的能力很差”、“我们都不知道他有朋友”。过早地接触网络和封闭的交友圈子，被父母认为是导致杨宇瀚想当女孩的两大原因。
小的时候，杨宇瀚没有太多关于父母的记忆，还在她读小学的时候，母亲南下读博，一年回家不超过3次；父亲工作忙，经常加班到深夜，和父亲的沟通几乎为零。她想不起来一家人在一起的岁月。
知道杨宇瀚想做手术变成女生的那天，艾明明正在单位上班，她看到手机上儿子发来的消息，撂下工作，不到一个小时就赶回了家。她告诉杨宇瀚，她不希望他做手术，她查到一旦做了手术，会活不到四十岁。
后来，艾明明再去儿子宿舍，看见了那些带着女性痕迹的东西：衣柜里的裙子、化妆品、粉色或是橘色的小玩意儿，不顾儿子的反对，她把宿舍翻了个底朝天，丢掉了全部让人联想到女性的东西，装了整整两大袋，连一条橙色的数据线都没落下。
还有一次，她在儿子宿舍的桌子上看见了雌性激素，那种能够促使儿子变性的东西，她再次丢掉了。她觉得儿子已经失控，不在她的掌握范围里了。
艾明明坚持要儿子去看心理医生，她觉得，性别认同是种病，病了就要去看医生。
“人生病了很正常，但我们需要去治疗。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相当于他感到腿疼，我们希望他去治疗，把腿治好，而他却想把腿锯掉。”杨忠林说。
在中国，“跨性别”被认定为一种病态。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跨性别者的症状叫易性症，被归于性心理障碍。根据国外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仅有44%的跨性别者得到了重要家人的认可，其余56%的跨性别者还在像杨宇瀚一样，处于和至亲艰难的博弈之中。
一位知乎用户曾经讲述自己朋友的故事：“有位好姐妹，出柜出早了，被父母送去煤窑和军队，说是锻炼她的阳刚。最后还把她拐去精神病院，她从二楼跳下，虽然骨折还是忍痛逃走了。现在她用虚假身份在中国一个小城市里打工，手术做了两期，父母还在千里追杀。”
刘霆（曾用名），2007年9月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2014年，他接受手术，决定变性为女人。图片来源：网络
“瀚神”
舍友杨泽楷还记得两年前刚开学的时候编程实验课考试，三个小时的考试时间里，前一个小时就有五六位提交了试卷，这代表他们已经完成了全部的代码题目并通过了测试，其中就包括杨宇瀚。
那时候，杨宇瀚常常在课堂上公开炫技，上课的目的似乎不是学东西，而是给老师讲课的内容挑刺儿。她会直接指出来老师的讲得不好、她有更好的办法。班里主动回答问题的没几个，她每次都高高得把手举起来。
后来，杨宇瀚成了年级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瀚神，再回答什么问题，大家小声说句“这就是瀚神”，名号也就传出去了。
那是杨宇瀚作为天才程序员最辉煌的时刻，直到2016年4月，生日过后，杨宇瀚开始日常以女性形象露面。
杨泽楷听见她在手机上和别人发语音，忽然一下子变成了女声，同学彭博东在宿舍楼见过她一次，穿绿色长裙、留长发、垂着头。
在宿舍，杨宇瀚接电话的时候开着免提外放，手机扔在桌子上，自己继续敲电脑，妈妈总是在电话里骂她、劝她放弃做女生，会用“恶心”、“变态”来形容她。到最后，杨宇瀚说话开始带着哭腔。
她不再上课，因为来自母亲的压力，杨宇瀚开始厌恶自己的身体，抑郁症使得她不再愿意出门。2017年春节，她和母亲再度发生争吵，那以后，她病得更重了。每天生物钟颠倒，白天陷入昏睡，晚上彻夜难眠。一个人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脑子迷迷糊糊的，心里翻滚着难受。
大二分专业，每个人提交意向表，按照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排，就像高考一样，同时参考志愿表和成绩将学生们分入不同专业。等分流结果出来后，彭博东看到曾经的“瀚神”分入了信息安全专业，根据师兄师姐们流传下来的专业鄙视链，那是最下游的专业，每年退学的学生基本从中产生。
后来，他看了杨宇瀚的绩点，发现只有2左右，相当于每门课均分70分，在年级里是倒数的水平。到了考试的时候，以她的储备，即便没有上课也能过关，但她已经不想再去参加考试了。最终，她挂掉了全部科目，被辅导员建议休学。
2017年暑假返校，爸爸来宿舍，开着车带走了她全部的东西，只留下了一张床垫。从此，“瀚神”在学校的痕迹消失了。
离开学校那天，杨泽楷能感觉到空气里的压抑，他不敢看他们，只听见收拾东西的声音，两个人的交流局限在“这个还要不要？”最后，他们打包走了全部的行李，也没再打招呼，走了。
带着行李的车到了学校30公里外的小城，爸爸在这里工作，有一个二十多平米的出租屋。屋子留着条不足一米宽的通道，旁边堆着鞋架、衣架、锅和灶台，地上扔了几盒方便面，通道通向的是电脑桌兼工作台，旁边则是一张单人床，最里面塞了个衣柜。
爸爸在这里住了五年，一张单人床的空间已经显得拥挤，到了晚上，杨宇瀚把椅子挪到过道上，床垫铺在地上，就算是她的位置了。
她很少出门，大多数时候坐在电脑前调试代码、追日漫、看小说，最近看过的一部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是去年11月上映的片子。她大部分的精神生活寄托在手机上，为此她准备了两个充电宝，随时给手机充着电。
她活跃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百度贴吧里，她六年发了6301个帖子，偶尔的冒泡能有十几个跟帖回复，新浪微博有600多个粉丝，知乎上，有人提问如何看待她，twitter上，她给自己组建了新的家庭关系网，有父母、有配偶、有子女，都是能够理解并接纳她的人。
现在住的出租屋被她叫做“住处”，真正的家是原来那个，她有家里的钥匙，但那里不欢迎女性打扮的她。
新生命
艾明明有一年多没见过儿子了。
她给儿子打电话，说上没两句就吵起来，在微信上，她坚持给儿子转发“正能量”的文章，劝儿子“幸福不只是考虑你自己、也要考虑家里人”、“好好学习未来才有出路”，她希望说服杨宇瀚放弃做女生的想法、回学校上课。
按照学校的规定，休学一年后可以申请复学，最多可以连续休学两年。这意味着，如果到2019年的9月杨宇瀚都无法返回学校，就再也回不去了。
回到学校，是两人难得达成的共识。
但是，杨宇瀚希望自己能完成变性手术、更换一切法律层面的性别认定，以“性别：女”的身份返校，拿到“性别：女”的学位证书。不过，她过不了艾明明这一关。
在国内，变性手术需要父母知情同意并做公证，整体费用五万元左右，在国外则不需要这样繁琐的步骤，但花销要翻一倍。和杨宇瀚同在一个跨性别QQ群里的熊雷认为，变性真正的花费不仅在于这一台手术，而是“后续的护理和整形手术”。大约估计，一名男性真正变成女性的过程，“需要花费20万以上的成本”。
做手术前，跨性别者为了获得女性的体表特征，需要服用大量的雌性激素，“并且越早开始越好”。孙远从今年3月份开始，瞒着家里人偷偷地服用激素，而另一位跨性别者熊雷开始服用激素时，“身体承受不住激素的副作用，停了7年。”
杨宇瀚总觉得，爸爸能理解她多一点，他也进过医院的精神科。初二时，妈妈读博，全家搬来南方。一年后，爸爸得了抑郁症，在家里休息了近半年。那时候她每天晚上放学回到家，都能看到一个男人沉默的坐在沙发上发呆。
休学以后，杨宇瀚试着和爸爸商量手术的事情，被绕开了话题。在那间二十多平米的出租屋里，父子两个沉默着，非得打破尴尬的时候，爸爸和她聊地铁规划、聊城市布局，就是不聊两人之间最重要的分歧。她的女装放在柜子里，爸爸也当作没看见。
去年12月，杨宇瀚换了新的微信号，旧微信号保持着“性别：男”，新微信号则换成了“性别：女”，这不是最重要的意义，新微信号里没有父亲，也没有那个曾经备注了“母上大人”的女人。
现在，杨宇瀚每天要吞掉将近30片药片，那能帮助她维持女性的身体和精神的稳定。父子间达成的默契是，激素类药物她自己出钱、精神类药物每个月找爸爸报销。每个月的1号、11号、21号，杨忠林各给她一次生活费，妈妈已经几乎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除了微信上常蹦出来的消息和不时的电话辱骂。
高中时，杨宇瀚就读的是当地四大名校之一，学校官网上至今保留着她的痕迹——四则在各学科竞赛中获奖的喜讯。其中，她曾经和其他四位同学共同代表中国参加的世界级竞赛，获得了全球最佳软件设计奖，那是一个天才程序员诞生的标志。
也是这个家庭最接近“幸福”的时候。
2017年7月，44岁的艾明明又生了一个儿子，和所有的新生儿一样，他看起来乖巧、懂事、温顺，未来充满了无限光辉的可能性。
新生命成了全家人的掌上明珠，他还不满一周岁，艾明明会把他带到单位，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杨宇瀚没见过他，连照片都没看过，她害怕那个稚嫩的小东西。在自己的家里已经有了两个精神疾病患者，精神疾病可能是遗传性的，而她自己的一生已经如此糟糕。
她感到担心，这种悲哀可能会持续下去。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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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附加信息
本文讲述了跨性别者杨宇瀚的家庭斗争与内心挣扎。文章通过细腻的叙述，展现了杨宇瀚在性别认同与家庭期望之间所经历的心理冲突与现实困境。她在自己性别认同的探索中，经历了从内心的希望到外界的否定，从出柜到被父母误解的全过程。父母，特别是母亲，因对跨性别这一概念的无知与恐惧，将杨宇瀚视作一个心理疾病患者，试图通过心理治疗来“矫正”她的性别认同。在这段故事中，跨性别身份的复杂性、社会对跨性别群体的误解，以及因性别认同所带来的家庭冲突被深刻表现。杨宇瀚的成长经历与心理状态，折射出整个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接受程度，也引发了对性别认同法律及心理健康的思考。
附加信息 [Processed Page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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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al Link | https://www.sohu.com/a/228783768_658437 |
| Author | 卫潇雨 |
| Region | 中国大陆 |
| Date | 2018-04-19 |
| Tags | 跨性别, 家庭斗争, 性别认同, 社会接受, 心理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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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由跨性别中文数字档案馆归档整理，仅供浏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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