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吉拉》：请拥抱我的灵魂 在我的躯壳之上

作者: 傅子宸
来源: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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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亚及东南亚地区，有一个被称作“海吉拉”（hijra）的特殊群体，他们因出生时缺失特定的性别特征而被视作双性人。如今，“海吉拉”在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已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宗教背景复杂，其群体内部又可细分为变性人、被阉割之人、双性人、跨性人等。据印度传统史诗《罗摩衍那》记载，“海吉拉”是圣洁的标志，被认为是“神的舞者”。这一群体曾在传统印度上层阶级的婚丧嫁娶仪式中受邀前来赐福驱邪。但当下“海吉拉”群体的实际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在西方文化尤其是性别观念的广泛影响下，“海吉拉”备受歧视与孤立，甚至不得不依靠乞讨、卖淫等方式谋生，从而逐渐沦为社会的边缘人，成为西方医学与心理学中建构的性少数群体。

台湾导演蔡宓洁于2018年摄制的电影《海吉拉》便以这一特殊群体命名，影片涉及双性人议题，讲述了女高中生刘宛婷在一次意外事故后得知自己是双性人，且因女性性器官受损而不得不以“男性”的身份重新面对爱情、友情，重启生活的故事。对于自己双性人的特殊身份，女主角刘宛婷即使面对昔日最要好的女伴也难以启齿，将这一性别特征视作是屈辱的、可耻的，是一场上天降临于自己的“不幸”。事实上，随着西方近代主流性与性别观念，即男性/女性的二元性别观念的深入人心，使得任何难以被划入这一框架的性别（如变性人、跨性别者等）都保守诟病，而诸如海吉拉这类双性人群体更是从其一出生起便遭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但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伴随着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兴起，现代西方性别研究学者和女性主义学者开始转而对传统性别构建和性别身份意识形态提出质疑，以此为多元性别开拓新的空间。

身体与精神的矛盾历来是哲学家和性别学家所关注的焦点，也是电影《海吉拉》的女主角刘宛婷在遭遇意外，发现自己拥有双性性器官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当医生告知其子宫和卵巢已经因意外而几近完全毁坏，保护男性生殖器便别无选择地成了保全生命之途径。这意味着一直以女性身份生活的“她”，下半生将变成“他”，以男性的身体和身份继续生活。经历变性手术后回归的刘宛婷——又或是改名为刘廷的“男生”——失去了面对自己的初恋男友文棠生和曾经的同性好友何希真的勇气，这也正反映了这一来自身体的改变在现实生活中所可能引起的诸多问题。素来遭西方形而上学贬斥的“身体”在这一意外转变中成为主角，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身体在界定我们的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扮演着何等角色。自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以来，“身体是灵魂的囚笼”这一观念便为西方社会科学普遍接受。在此基础上，西方十九世纪末的性别理论研究即本质主义将解剖学上的身体视作决定个体性别为男性抑或女性的首要标准，且提出某种永恒不变的生物性的本质决定了两性的性以及性别气质。这一时期的精神病学家与性学家认为，性与性别气质建立在生物学的身体的基础之上，因而女性化的男性或男性化的女性顺理成章被视作是性倒错的产物，即其体内决定正常的性与性别气质的因素比例失调，这在诸多性学家眼中成为得以解释同性恋产生的缘由。直至福柯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指出，是一系列被话语与权力所建构的效应被视作某种永恒的本质，从而覆盖和束缚了我们的身体。福柯以系谱学方法追溯了西方传统中关于性的话语，以及它们是如何建构性、性行为以及性别气质的。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也在《知觉现象学》中明确指出，身体作为“性存在”(sexual being)是一种“历史理念”，而不完全是“自然物种”。这意味着身体必须要通过具体的历史情形表达获得意义，而不是由某种内在的本质方式事先决定。梅洛一庞蒂坚持认为身体不仅是一个历史理念，而且还是一组可能性，等待着被持续不断地实现。受福柯启发和影响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也进一步指出，性别并非某种永恒不变的生物学事实，而是在漫长的历史社会文化中建构的产物。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为我们思考身体和灵魂及性别主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视角。正如影片《海吉拉》中的女主角刘宛婷，她从一开始对于身体这一转变的拒绝与排斥，到最终在无奈之下尝试与这具新的、陌生的身体共处，并学习如何成为“他”——一名男性。值得一提的是，“学习成为一名男性”与美国著名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的“操演”理论正相契合。巴特勒指出，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都是社会话语建构的结果，而性别本身则是操演（performativity）的产物。在此之前，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引用前人的主张，指出女人，推而广之，任何一个社会性别，都是一种历史情形 (historical situation)而不是自然事实 (natural fact)。其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显然强调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前者（生理性别）具有生物学事实性，后者（社会性别）则是作为这种事实性的文化解释或意义。按此区分，女性作为事实没有意义，但是女人成为了女人，要强迫身体同“女人 ”这一历史观念相符合、要诱使身体成为文化符号、要自身肉身化以顺从一种历史界定的可能性, 并且以一种持续、重复的有形方案施行肉身化。巴特勒认同覆盖在生理性别即身体之上的社会性别是社会话语的产物，但她在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莫妮卡·威蒂格及其他女性主义理论家观念的影响下，进一步指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一样，也是社会话语规范构建的结果。在她看来，身体在一开始便是社会性别化（gendered）的产物，因此并不存在所谓“自然的身体”。这也就意味着生物性身体本身就不是某种自然的事实，而是和社会性别一样，是由巴特勒所分析的社会话语所产生的。巴特勒的理论看似激进，其目的实则在于打破传统上建构在生物性身体上的一系列性别意识形态和观念，从而为更复杂的性及性别形式开辟生存空间。

从以上视角再次审视影片《海吉拉》中刘宛婷的困境，我们得以发现，正是社会传统性别观念这把无形的枷锁让她不得不通过身体的性别表征来界定“我是谁”。而刘宛婷的初恋男友文棠生对有着男性生殖器身体的刘廷从退缩到犹豫，再到最后接受的过程中，也正反映了我们被我们的身体所定义，进一步来说，我们为建构身体的社会话语所困，从而造成对种种“常规”的默然接受。巴特勒理论的颠覆性正在于此：身体和性别不过是社会文化与话语所建构的产物，后者又通过“强制异性恋”体制（compulsory heterosexualiy）将社会性别维系在二元框架内。在主流社会的强制异性恋体制下，男性和女性都被要求甚至被强迫成为异性恋者。在这一社会机制运作中，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被定义成永恒不变的实体，由此使得异性恋和异性恋文化的霸权地位得以持续。影片《海吉拉》中的三个主要角色（刘宛婷、何希真与文棠生）中，刘宛婷与何希真曾是亲密无间的女性密友；刘宛婷与文棠生则开展了一段美好纯真的初恋恋情。但三者之间的感情随着刘宛婷的身体由“女性”转变成“男性”而发生新的转变：何希真的情欲渐渐投向刘廷，从而得以发现自身的双性恋趋向；刘廷的情欲依旧面向文棠生；文棠生则需要面对的初恋女友的男性身体。这段复杂关系背后正是强制异性恋制度的操纵，使得所谓合理的、正常的情欲只限定于异性之间，从而忽略并排斥同性及更复杂的双性人与跨性别者的情欲问题。在影片《海吉拉》中，当刘廷与文棠生突破心坎，重回昔日的亲密时，这对“同性恋”情侣不得不面对周围其他人的异样眼光和窃窃私语，由此遭到主流社会性别文化和规范的规训。周围人对此激烈反应的背后逻辑正是西方主流性别观念中的性倒错与性变态，其背后所依靠的二元论再次揭露了所谓主流的、正常的性别意识形态诞生自一系列的话语和权力斗争，而特殊的、小众的性别和性取向往往会被污名化，遭致偏见、排斥乃至迫害。影片中文棠生对刘宛婷的感情在刘宛婷变成刘廷而失去自己的“女性”身体时并未转而投射至其他“女性”身体上，相反，文棠生因爱人性别的更改而更改了自身的性取向，也因而由“异性恋”转而被放置在“同性恋”的框架下，而必须与主流社会力量加以对抗。如此的性取向转变的背后自然关联着一系列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训，即巴特勒所指出的话语的权力运作。

在影片《海吉拉》的结尾，刘廷站在天台上，闭上双眼，张开双臂，对上天默念：“请拥抱我的灵魂，在我的躯壳之上，相信爱能带灵魂重生，让幸与不幸的我，成为被神祝福的使者。”历史上，“海吉拉”这一群体曾享有神的祝福，是“神的舞者”，让其在有别于主流群体的同时在社会上得以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在现代西方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之下，“她们”抑或“他们”被迫走下神坛，沦为主流群体之外的非正常群体，遭到边缘化。和“海吉拉”群体一样，影片中的主角因为性器官的改变而引发一系列涉及自身及他人的性别界定类型和性别取向的变化，而与刘宛婷、文棠生一样勇敢从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牢笼中解放的个体与群体，则再次面临着被新的性别身份重新界定的难题。从这点上看，巴特勒等女性主义学者、酷儿理论家的相关理论以及《海吉拉》等为性少数群体正名的影视作品具有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为遭受歧视和边缘化的群体重新赋予话语权，以此对传统社会性别意识形态霸权发起质疑和挑战，批判并解构社会话语和权力的操纵和规训行为，为性少数群体展现自我、悦纳自我提供了空间舞台。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与文化研究》2020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0年优秀影视评论”）

参考文献：

1.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2.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Sex”.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9.
3. 宋素凤.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后结构主义思潮下的激进性别政治思考. 妇女研究论丛,2010,(1).
4. 刘北城, 杨远婴译. 规训与惩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5. 艾士薇. 论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述行理论”. 南方文坛, 2011,(6).

原标题: 《性别/身份 | 《海吉拉》：请拥抱我的灵魂 在我的躯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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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附加信息

本文探讨了跨性别和双性人群体，尤其是南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海吉拉”群体，以及台湾导演蔡宓洁的电影《海吉拉》。文章涉及了影片中女主角刘宛婷的变性经历，揭示了传统性别观念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通过对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对比，文章提及了性别身份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巴特勒等理论家对身体与性别的探讨，反映出社会对跨性别者的偏见与挑战。结尾部分，影片中的刘廷试图在身体与灵魂的矛盾中找到自我认同，表达了对未来希望与困境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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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	Value
Filename	m_《海吉拉》：请拥抱我的灵魂在我的躯壳之上.md
Size	12817 bytes
Archived Date	2024-11-03 08:42:13
Original Link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856403
Author	傅子宸
Region	台湾
Date	未知
Tags	海吉拉, 跨性别, 双性人, 性别认同, 社会文化, 电影评论, 蔡宓洁, 女权主义, 性别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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