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新动向｜小说在衰落？这次“杀死”它的是女性？
来源： 澎湃新闻
时间： 07-13 18:36
小说已“死”过多次，这次“杀死”它的是女性？
一位匿名的评论家在英国最新一期的《评论家》（The Critic）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英文小说正在衰落。这位作者给出了三个原因：首先是作家都缺乏写作技巧，即使读过创意写作班，50岁以下的作家即使连对话也写不好。其次是整个出版市场变得十分势力，文学性较强的小说被平庸之辈拒之门外。TA认为英国当代承袭的文学图景看低了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这样的作家。第三个原因是小说的人物不再为那些最普遍的道德问题所困扰，宗教话题也不会再成为小说的主题。“身份政治认同”代替了以前小说中严肃的普遍性问题。TA讽刺道：“现在小说主人公遇到的最棘手的道德问题只是’这周和谁睡’。”
这篇评论批评了《白牙》作者扎迪·史密斯，说她的对话特色只是会用斜体，还批评了《正常人》作者萨莉·鲁尼，认为其小说中的对话充满了严苛的教条主义。作者还为萨莉·鲁尼感到可惜，她不到30岁就能写出两部有趣的小说，但接下来要花费10年的时间从评论者挖的陷阱中走出来，言外之意，大家并没有给出中肯的评价，萨莉·鲁尼受到了浮夸风尚的影响。
正因为扎迪·史密斯和萨莉·鲁尼都是女性，这篇评论招来了女性专栏作家瑞安·露西·科斯莱特（Rhiannon Lucy Cosslett）的质疑，她从这篇评论中读出了仇视女性作家的味道，总结出“这次是女性杀死了小说”的结论。她说自己已经读过太多“小说的讣闻”，但好像小说的命比猫咪还要多一些。她认为这两位女性作家打破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惯常思维，她们受到的不同寻常的欢迎程度招来了这些人的嫉妒。其次她反驳道，不是小说衰落了，而是现在的作家不按照以前公认的标准进行写作了，写作的道路本来就应该是多元的。
科斯莱特的态度要乐观一些，她认为现在小说虽然处于“苍白”的状态，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没人希望男性白人作家灭亡，只希望他们能给其他性别或少数族裔作家留出些发展余地。”
LGBT文学
石墙暴动（The Stonewall Riots）已经过去51周年。在这51年间，LGBT群体为我们创造了更为民主和包容的世界。时至今日，LGBT文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学一个主要而耀眼的门类。
LGBT文学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在二十世纪，E·M·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瑞克里芙·霍尔的作品中也都有同性内容，从那时起，同性就从文学的内部茁壮起来。伴随着LGBT运动崛起的LGBT文学诞生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品，有戈尔·维达尔的《城市与柱石》、詹姆斯·鲍德温的《乔万尼的房间》、珍妮特·温特森的《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安妮·普鲁的《断背山》、约翰·欧文的《一个人》等。
在今年年初，迪伦·托马斯奖得主布莱恩·华盛顿，其得奖作品《罗特》（Lot）中的很多短篇也是属于LGBT文学范畴里的。在最近几十年，LGBT元素已经成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它再也不需要搭载在徒有通俗甚至烂俗的元素之上了。文学已经不需要恐同（homophobia），甚至恐同是文学要谴责的对象，前段时候布克奖基金会副主席艾玛·尼克尔森被作家们集体控诉就很能说明情况。
在6月“同志骄傲月”（Pride Month），美国两项重要的LGBT文学奖，即三角文学奖（Triangel Award）、拉姆达文学奖（Lambda Literary Award）揭晓。三角文学奖由美国同志出版协会The Publishing Triangle设立，奖项分为LGBT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女同/男同诗作、跨性别文学等。今年是它的第32届。拉姆达文学奖也有30余年的历史。
越南裔美籍诗人王奥深（Ocean Vuong）凭借处女小说作《我们毕竟绚烂而死寂》（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摘得三角文学奖虚构文学奖即Ferro-Grumley奖。本书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它在早先还摘得Goodreads的两项大奖。王奥深出生在越南，其祖父是赴越作战的美国兵，她的母亲出生后就被送进了孤儿院。“一个美国兵干了一个越南农姑。我妈就存在了。我就存在了。炸弹就没有了=无家=没有我。Yikes”，他在此前的诗歌中写道。《我们毕竟绚烂而死寂》丈量的是主人公小狗和记忆档案中的故乡、神经质且不会说英语的母亲、在烟草场的出柜的距离。在这部融报告文学、移民文学和书信体小说为一体的作品中，他对母亲说，我写作以走近你妈妈，而每一个字母都落到比你更远的位置。
王奥深毕业于纽约大学创意写作系，目前在马塞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负责一个MFA项目，他是2019年麦克阿瑟天才奖的授予人。他的处女诗集《有出口的夜空也有疤痕》（Night Sky With Exit Wounds）获得了T.S.艾略特奖，广受赞誉。其诗歌特色主要是减弱元音的存在、连缀词句。他的诗歌总是充满停顿的痕迹，从他的朗读中你很容易发现这一点。他的诗歌，或者说他的写作涉及的是成长中的自我经验，性、政治、写作，有自白派特色，但更简洁、更立体，不愧是安妮·卡森的学生。在一个访谈中，王奥深说自己最近在阅读李立扬的诗歌，其处女诗集《玫瑰》展现了在边缘中的瑰丽。
在骄傲游行（Pride Parade）的第50周年，《纽约时报》请几位LGBT作者讲述他们自己对于Pride Parade和LGBT的看法。刚刚获得普利策奖的杰里科·布朗告白了自己的同性恋史。他们在游行中认识，之后对方选择了成家生子，他记得他妻子得知此事后，两人大打出手的局面。老套的爱情破产后，他探索在性爱之外的种种，他不断回想起那些热烈的游行队伍。他认为抗议是行得通的。托马斯·佩奇·姆克贝（Thomas Page McBee），一位跨性别男性作家，认为骄傲是羞耻的反面。LGBT们在看不见的地方存在，但绝对不应被抹除。LGBT们也不需要用游行来证明自己。
华语世界的LGBT文学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时，姜贵、白先勇、李昂等人都有重要的作品呈现。可是到了八九十年代，LGBT文学才成为一门显学，在中国台湾，酷儿文学也是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主流，这主要得益于其时的同志运动。在今日的台湾文学中，酷儿文学已是蔚为大观，邱妙津、郭强生、纪大伟、朱天文、洪凌、陈雪……2017年《联合文学》就曾推出《清热同志文学史》专号。
在《晚安巴比伦》中，纪大伟在语境上对酷儿和queer做出了区分，酷儿作为一个本土化的译词，它必须要镶嵌于本土故事之中。在他看来，酷儿也不同于同志，同志追求身份认同，酷儿则怀疑身份认同，“所欲所为是四处乱窜的，很难以单种认同加以统一”。酷儿文学寻求的是身份的异变与表演，欲望的流动与多样，因此酷儿文学和科幻、恐怖、性爱等元素都有交好。郭强生分享了类似的想法，他说：“同志二字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迂回的美学，它不断向我揭露，身份是怎么被建构出来的。同时，我认为同志是一个提供人喘息的空间……就时空上，《断代》或许可以接上《孽子》……同志相爱的形式又是什么？我们对于爱的认识从何而来？我必须说，主流对爱的界定是删节版的，人们不会告诉你爱充满扭曲、变形、黑暗。”
已和恋人成婚11年的陈雪对爱情似乎更为达观。在答《联合文学》的访问中，她说：“我对着天地间所有的爪痕与豹尾复述，唯有跨越了人与物之间的惦念，才是语言所堪能触及又无法留住的所在……距离彼时的许久之后，我赫然领悟，原来自己被指派为守护使的角色。我将创造且滋养某个无与伦比的生命：祂/牠既是猫儿，亦是人儿；此外，祂更是某种尚未想像得出境的事物——历经许多百万年，罕有无伦的交合方可能所绽放的事物。”
反种族主义风波
随着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的进行，出版商不得不面对各种压力，同时族裔文学和反种族主义文学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黑人作家和族裔作家们也纷纷在推特上的#publishing paid me#话题标签下面，吐露自己的艰难和苦楚，他们相信自己在改变着历史。诗歌基金会（Poetry Foundation）上周的遭遇似乎表明了某种转向。然而，沸腾在网络上的反而是千百种杂音。
为了抵抗这些杂音，J.K.罗琳、鲁西迪、乔姆斯基、阿特伍德等150多位作家在《哈泼斯》上发布一封公开信，向公众倡导公开辩论、言论自由和宽容。作家托马斯·查特顿·威廉姆斯（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说，特朗普是清销员们的头（Canceler in Chief），对他们的矫正不应丧失我们的规则。这些签名者们有的是左翼，有的右翼，有的是白人，有的是犹太人，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分享着一些基本的价值。他们抵抗着如今兴盛而跋扈的“清销文化”（cancel culture）。
文学经纪人雪妮丝·费舍尔（Cherise Fisher）称上世纪九十年代是黑人文学的辉煌时期，但后来出版社就失去了愿意大批采购黑人文学的零售点。书籍的出版仍然是一个关乎市场的事情，投资、读者，这些都不是想象中的事情。作为一个黑人，或者一个现代的、进步的“超级黑人”，她仍然无法免于黑人读者群的想象和数据现实。
在风波中，2019年布克奖获奖小说《女孩、女人、他者》（Girl, Woman, Other）登上英国小说畅销榜榜首——随后它也被授予了英国图书奖。作者伯纳德·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是尼日利亚移民和英国白人女教师的第四个孩子。《女孩、女人、他者》充满政治意味，它探讨了英国黑人女性的状况。她希望可以拓展人们对英国黑人女性的想象。书中有些女性出身底层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了阶层跃迁。
不得不说，桑戈尔们所定义的黑人性（blackness）在今日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了。
少数族裔作家们的出版困境和稿酬低下是一方面，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又是另一方面。在小说世界，杰斯明·沃德（Jesmyn Ward）的《拾骨》（Salvage the Bones）、《歌唱，不朽地歌唱》（Sing, Unburied, Sing）获得了2011、2017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获得2016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基兰·德塞（Kiran Desai）的《继承失落的人》获得2006年的布克奖；马龙·詹姆斯的《七杀简史》获得2015年的布克奖。还有查迪·史密斯、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在诗歌世界，自从罗杰·罗宾逊（Roger Robinson）的《移动天堂》（A Portable Paradise）获得了T.S.艾略特奖和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翁达杰奖之后，诗人们对黑人文学或少数族裔文学就开始有着更多的期待和憧憬。罗宾逊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的后裔，他的少年时代在故乡度过。如今他在伦敦做了很多诗歌工作坊和实验室。
诗人林顿·奎西·约翰逊（Linton Kwesi Johnson）和迪伦·托马斯奖获得者诗人凯尤·钦贡伊（Kayo Chingonyi）都是罗宾逊的拥趸。林顿提及杰恩·科特斯（Jayne Cortez）的政治诗歌《就在这里》，它是这样的结尾的，“如果我们不斗争/如果我们不坚持/如果我们不组织和联合/找到权力来主宰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就会带上/受囚的狰狞表情/卑下的风格化表情/自杀者的古怪表情/恐惧的非人性表情/压抑的腐败的表情/永远永远永远/就在这里”。凯尤认为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神秘的能力，没有它社会就会僵死一团。
他们的诗歌有点类似于“表演诗歌”（Performance Poetry），它是即兴的、批判性的、观念分享的、社群共治的，总之是很符合现时代的诗之正义的。在最近几年，专门为黑人或少数族裔设立的诗歌奖也多了起来，伯纳德·埃瓦里斯托就设立了布鲁内尔国际非洲诗歌奖（Brunel International African Poetry Prize）。
新作几种
苏珊·豪（Susan Howe）的新作《和谐》（Concordance）仍然是鲜活的“语言派诗歌”（Language Poetry）著作。苏珊·豪的母亲是都柏林人、叶芝的学生、阿贝剧院的演员。苏珊出生于1937年，一个打字机时代，如今看来已是古老而笨重的打字机伴随她的一生，也渗透到她的诗歌写作中。她在青年时期没有进入学院和研究所里的打算，但后来她还是被学校邀请去授课。她曾经去纽约学画，这使得她的拼贴术相比于文字更接近绘画。在理论上，她将自己归属为90年代的客观主义者那一波，而非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在系谱学上，她继承的是庞德、威廉斯和克兰的诗学，她将其碎片化和新媒介化，属于安妮·卡森一代——尽管安妮·卡森要谨慎周全得多。她的诗歌在最低限度上没有语法，文体优雅精巧，在最高限度上则逼近了艺术。目前，她所取得的最高荣誉是2017年的古根海姆奖学金和2018年的格里芬诗歌奖。
《伊万和伊万娜奇幻而悲惨的生活》是瓜德罗普女作家玛丽斯·孔戴的作品，它刚刚被理查德·菲尔科克斯（Richard Philcox）译介到英语世界。在这部作品里，孔戴让两个双胞胎完成从瓜德罗普、巴黎、马里再到巴黎的几度迁徙，一股脑将当下社会面对的肤色问题、贫困问题、宗教问题、新旧殖民主义问题、种族主义问题、乱伦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移民问题全都抛给了读者。孔戴出生在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岛，在父母的期望下，她去索邦大学就读，毕业后去几内亚等国做老师。她在1985年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赴美留学，并在1995年至200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语。她在40岁才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主要是因为她对自己的作品缺乏信心。她的作品的政治性极强。在访谈中，她对全球当下的问题持乐观态度，她希望变革会在不久的未来发生，“这需要时间”。
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出版新作《夜晚。睡眠。死亡。星星。》（Night.Sleep.Death.The Stars.）。书的题目取自惠特曼的《一个晴朗的夜晚》，但它的内容却没有这么轻快和浪漫。这是一个反种族主义的政治故事，和正在发生的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及其后续正相协调。通过这部喜剧性的小说，奥茨的诉求是很明确的，麦克拉伦家族所代表的美国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正在危害这个社会。没有变革就不会有正义。“受害者几乎都是有色人种，白人很少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奥茨写道。奥茨的著作多达100多部，这让她收获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耶路撒冷奖等多种奖项，她在6月刚刚获得了德尔杜卡世界奖。奥茨很宠爱她的猫，莉莉丝。
布丽特·班尼德（Brit Bennett）的作品《消失的那一半》也是探讨种族主义的。它和《夜晚、睡眠、死亡和星星》的不同在于：它是从有色人种内部出发，它的背景往前置了一段时间，定在上世纪中叶。史黛拉和迪瑟蕾代表着非裔的两种选择，一种是混入白人社会，一种是在自己的社群内部。史黛拉将自己涂白的经历，也是牺牲另一半自己的经历，这也是书名的含义。布丽特在答《卫报》的采访时说，她喜欢历史和情感之间构成的张力。这部作品的改编权已被HBO购买，它的电视剧版本将在未来和观众见面。
马华文学
从金枝芒、萧遥天、姚拓，到黄崖、潘雨桐、张景云、温祥英、王润华、李永平，到温瑞安、张贵兴、方天，再到林幸谦、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李天葆，再到欧阳文风、贺淑芳、林惠洲、胡金伦、黎紫书、方肯、梁靖芬、龚万辉、张柏榗……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构成了一个必要的文学共和国。
今年的联合报文学大奖便由马华作家张贵兴的《猴杯》摘得。今年的评审团由王德威、向阳、吕正惠、周芬伶、张瑞芬、杨泽、骆以军组成。张贵兴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不完全是马来西亚人。他说：“来台湾前，我是砂拉越的（第三代）华人……”，砂拉越是在1963年与诸国组成马来西亚，在此之前，它短暂地充当着英国殖民地。1976年，张贵兴赴台湾求学，并在1982年抛弃自己的马来西亚国籍。不过，他并不像李永平那样否认自己是马华作家。像婆罗洲的风候一样，张贵兴的写作也充满热带气质，语言精致、故事肥美，这在越来越大众化、文学奖化、杂志化的台湾文学现场显得很不合群。在一次采访中，张贵兴说自己要写最后一部长篇，背景设在台湾，以感念台湾收留他这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
在今年3月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黄锦树也承认“无国籍的马共成了无国籍的马华文学的一个隐喻或是容器”。自马来西亚建国后，马华文学作为单一民族国家之下的少数族裔文学就定调了，史氏的反离散论在此是不恰当的。“在地化的文化政治实践，在有国籍的马华文学出现之后，就已经不再可能。”对于马华文学来讲，“中国性”是一个“幽灵”的存在。而上述一切归根结底还是马华文学的自我认同问题。它的再述、它的失落、它的抵抗都是当下华语文学中一个并不前沿、但就绝不落后的文学现场。
在大陆更为知名的黎紫书于5月出版了自己的新作《流俗地》，被王德威评价为“柳暗花明的寓言”，自是不错。她在答《联合文学》时说：“《流俗地》以西马中部一个城市为背景，再以一幢位处闹市的组屋为根基，写一众寻常百姓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和他们的人生。……小说里的人们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参与政治，他们只是活在了时间和历史里。”盲女阿霞在混乱和肮脏中保持着谨慎的洞察，兀自发着不凡的光。她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写小说的人，对故事都失去一种该有的敬意，甚至多少表现得有点蔑视故事。”王德威在序言中写道：“《流俗地》就是匹夫匹妇、似水流年的故事，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国族大义那类问题早就在穿衣吃饭、七情六欲间消磨殆尽，或者成为晦涩怪异的执念。……华人社会以内的世道人情再千回百转，其实是内耗的困局，华人社会以外的国家仿佛不在，却又无所不在。”和他人不同，黎紫书在追求和解，她还抱着更大的希望。
跨性别作家简·莫里斯出版了自己的日记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在网站（www.theickabog.com）免费连载她封存多年的作品《伊卡狛格》（Ickabog），中文版也同步发布。罗琳的新闻可不是这部新作，而是作者在推特上的言论，她素来以直言著称。
上月，罗琳在推特转载devex文章，说“‘会来月经的人’，我明明记得曾经有个词是形容这些人的。谁来帮我想想。Wumben？Wimpund？还是Woomud？”该言论被认为有对跨性别者恶意歧视的嫌疑。和罗琳同属一家文学经纪公司的四位作家，因该公司拒绝发表支持跨性别者权利的声明，与之解约，作家们表示，“只有阻碍着弱代表（underrepresented）群体享有平等机会的结构性不平等被挑战和改变时，言论自由才能存续。”这次的风波在早先时候已经有所展露。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罗琳被视为是变排激女权分子（TERF）。
面对公开指责，罗琳在推特上发布一篇长文，痛陈自己早年的性侵丑闻和婚姻创伤往事。的确，从政治意义上讲，罗琳是一个反平等主义者，或许还是一位反民主者。不过，罗琳强调的不是社会性别（gender），而是生理性别（sex），且她认为sex是优先于gender的。她说：“如果生理性别不存在，也就没有什么同性相吸。……我理解并尊重跨性别者，但是抹杀生理性别的概念会让很多人不能有意义地讨论他们的生活。”她设想跨性别男性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偏见和暴力的“单性空间”（single-sex space）而不得不选择了跨性别。
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跨性别者或许是简·莫里斯，她以旅行文学著称。1972年，有了四个儿女的她将自己的“James”改成了“Jan”。在她晚年的作品《她他》（Conundrum）中，她说自己是在母亲的西贝柳斯的氛围中，明白了自己长错了身子。她写道，“我相信错生性别的冲动……远不止是一种社会性冲动，还是生物性的、想象性的，尤其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从童年的宗教性幻想中汲取了一种信念，即达到完美境界的最合乎人情的捷径是在妇女中的佼佼者身上——尤其在刚过绝经期的善良、聪明、健康的妇女身上。她们已摆脱了性机能的束缚，其他方面依然富于创造力，对于爱和情欲仍非木石，经验适度，全无野心而不失抱负。无论哪国，无论哪个人种，整个而言这个范围内的人是我最仰慕的：我得意的是，哪怕只是在后列，哪怕只在侧翼，我现在总算跨进了她们的行列。”在今年早些时候，简·莫里斯出版了自己最近几年的日记，《再思再想》（Think Again）。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摘要与附加信息
本文讨论了当代小说的衰落现象，特别是女性作家在这种变化中所受到的影响。一位匿名评论家在《评论家》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当代英文小说正在衰退，并提出三个主要原因：作家缺乏写作技巧，出版市场变得势利，小说的主题不再关注普遍的道德问题，而是转向了“身份政治”。对此，女性专栏作家瑞安·露西·科斯莱特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些观点潜藏着对女性作家的偏见，指出当代写作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标准所限。文中提到，随着对LGBT文学的重新关注，该文学已经成为全球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当下强调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社会中。文末还提到了文学场域内对反种族主义和族裔作家的支持和重视，呼应了当下许多社会运动的热点议题。
附加信息 [Processed Page Metadata]
| Attribute | Value |
|---|---|
| Filename | m_世界文学新动向｜小说在衰落？这次“杀死”它的是女性？_-_澎湃新闻.md |
| Size | 23096 bytes |
| Archived Date | 2024-11-10 22:30:26 |
| Original Link | https://m.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contid=8248806&from=wifiKey |
| Author | 澎湃新闻 |
| Region | 中国大陆 |
| Date | 2023-07-13 |
| Tags | 文学评论, 女性作家, 小说衰退, LGBT文学, 社会政治, 跨性别议题, 反种族主义 |
| > | |
| > 本文由跨性别中文数字档案馆归档整理，仅供浏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