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醒(woke)文化的根源
作者: 张拓木
原作者: Andrew Sullivan
授权翻译
发表时间: 2020年7月31日
来源: 澎湃新闻
标签: #Andrew Sullivan #警醒文化
核心提要:警醒文化在短短几年之内席卷欧美。警醒文化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后现代批判理论(Postmodern Critical Theory),一种在后现代框架下着力于揭示并挑战权力结构的社会哲学流派,尤其关注于文化身份(种族、性别等)。这样一种冷僻理论是如何走出学术象牙塔并对社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的呢?
2010年代中页,一套新奇词汇开始在媒体中崭露头角。衡量新闻里词汇频度的数据网站storywrangling.org揭示了这些令人注目的变化。一些从前极为生僻的词忽然变得无处不在。Arram Sabeti使用这样的工具对纽约时报1970年到2018年的用词频率做了分析(如下图所示),有些词汇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在最近几年创下新高。这些新词语中最成功的有:non-binary(非二元)、toxic masculinity(毒性男子气质)、white supremacy(白人至上)、traumatizing(引发创痛)、queer(酷儿)、transphobia(仇跨)、whiteness(白人性)、mansplaining(男怨)。下面这几个词近年来一直上升而最近几年爆发:triggering(触发)、hurtful(伤人)、gender(性别)、stereotypes(刻板印象)。
语言是变迁的,本不值得担忧。这些词汇中有些也会保持下来。但这些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触及如此多话题,看起来像是至上而下的语言重排,而不是缓慢有机的自发进化。纽约时报号称“记录的报纸”(paper of record),过去在文字上是出了名的鲁钝,学究、精准、变化缓慢,但最近几年来,如此多新词汇开始充斥版面;假若一位十年前的读者来到今天,会遇到不小的阅读困难。我们这些长期读者已经习惯了全新词语忽然蹦出来重新描述某种我们以为早已懂得的东西。每当看到一个新词,我们脑子想一想,然后继续我们的生活。
但这样并不够。我们需要知道,所有这些新词都有一个共性:它们都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这种生僻学术理论的产物。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理论在精英教育界获得了非凡的人气,到2010年代中页达到了文化倾覆点。大多数普通人从未听说过这个理论——或者说是互相嵌套的一网子理论——但它正在改变我们说话书写的语言,也在改变自由民主赖以存在的那些机构的逻辑依据。
我们太需要一本通俗易懂的书来向大众解释这个理论了。现在终于有了:《Cynical Theories:活动家学术是如何把所有事情都搅合成种族、性别与身份问题的》[^1],作者是前数学教授James Lindsay和英国学者Helen Pluckrose。它对这个费解哲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很值得费些力气阅读。
这本书帮助外行理解,从1960年代到现在,后现代(postmodern)思潮是如何演进并成为今天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教义的。后现代主义从批判所有宏大理论(从基督教到马克思主义)发端,逐渐成为一个颠覆西方文化知性基础的工程。在这个框架下,理性(reason)的概念,不论是启蒙主义的版本还是古老的苏格拉底式理解,都是一种用来服务权势者的虚构(myth),因此它必须被削弱和“问题化”(problematized)。后现代理论不带敬意,它并未提出用什么来取代理性。客观事实(objective truth)的概念也被抛弃了,即使我们把它视为一种无法完全获取的理想。我们拥有的都是叙事(narrative)和故事(story),它们的意义都是暂时可变的,因此也都是可以被颠覆或者问题化的。
在1980和1990年代,这种对所有事情了无目标的批判,逐渐沉淀固化为一种行动计划。既然事实(truth)仅仅是权力的工具,并且这种权力被用来压迫特定的身份群体,那么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要做些什么、把这种理论批判转化为社会运动的欲望。Lindsay与Pluckrose称之为“应用后现代主义”(applied postmodernism),它固化为我们现在所知的“社会正义”。
这其中的关联不难理解。毕竟,这个理论认为我们状态的核心所在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交织的压迫体系中,社会里不同的身份群体遭受着不同的惩罚。所有的权力都是零和的:要么你拥有压迫别人的权力,要么别人拥有压迫你的权力。比如,男人行使权力,那么女人就没有;异性恋行使权力,同性恋就没有;诸如此类。这个世界观里不存在互益非零和的进步。一个群体要获取权力,必须经由另一个群体的损失。于是,问题就不再局限于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批评家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
这里的“新”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关注的唯物主义和阶级替换为各种不同的受压迫身份,如同阶级之间永远冲突一样,这些身份之间也永远冲突。在这个世界观里,个体的存在仅仅在于他所属各种身份的交叉(intersect)。在这个权力动态之外你没有独立存在。我再不仅仅是我自己。我是这些身份的交叉点:白人、同性恋、男性、天主教徒、移民、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阳性、顺性别(cis)、英国人,全部碰撞到一块儿。Ayanna Pressley(民主党众议员)的这句名言说得很清楚:“如果一个棕色人不想作为棕色人发声,我们不需要更多这种棕色人。如果一个黑人不想作为黑人发声,我们不需要更多这种黑人。”如果坚持自己的个体独立,那就是攻击这个群体,是压迫这个群体的帮凶。
这个理论拒绝个体,它同时也拒绝普世。没有普世的事实,没有客观的现实,只有通过语言论述表达的叙事,体现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施加的权力。客观事实和主观经历没有区分,因为前者是后者创造的假象。于是,没有辩论,只有身份的一较高低,受压迫更多的那一方永远胜利,因为我们要颠覆等级制。这种权力的争斗永无休止;不会有进展,不会有越来越多的身份结合为一个多数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整体;现实永远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代表被压迫者永远不停地揭露并抵抗这种权力结构。
真相永远只是权力的工具。因此,科学无法论断客观真相,因为科学自身也是一种文化构建,创建于权力差异,并且是由顺性别异性恋白人男性(white cis straight males)设立的。历史上由顺性别异性恋白人男性设立的这一整套思想体系,包括自由主义自身,世世代代流传下来,人们不知不觉,仅仅是因为回应这整套权力系统的传统思想和激励机制。没有什么阴谋论:我们都在不自觉地巩固这种压迫其它群体的思想体系。一个人“警醒”(woke),就是从这种看不见摸不着但自我强化的体系中觉醒过来,在自己与他人身上将其解体。
在这个范式下没有说理,因为说理意味着两人之间基于理性是平等关系。没有理性也没有平等。只有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在校园里要求学生在张嘴之前“检视自己的特权”。首先,你必须测量你和别人之间的权力动态;在对话开始之前,你得注意你和你的对话者在压迫系统里所处的位置。如果你的对话者在身份矩阵中位置比你更低,那你就只能服从听他讲话。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的多样性(diversity)完全与思想多样性完全无关。在批判理论里,“思想多样性”这个概念就是压迫工具。最重要的是身份多样性,而这多样的身份都得表达同样的思想:自由主义是骗人的玩意。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纽约时报评论文章和几乎所有左倾杂志读起来都是完全一样。
对批判理论来说语言是至关重要的,但并不是因为语言是说理的工具,而是因为语言是对压迫言说体系的抵抗。拿我开头举的词为例,“非二元”是指那些主观感觉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的人。但因为没有客观事实,所以任何对ta的“生存经历”(lived experience)提出批评都是一种使人创痛的暴力,每个个体的感觉就是事实。试图对这种想法进行科学审视,就是对拒绝承认这个人的人性与存在。想问一下“感觉是男人”是什么意思,是绝不可接受的。被压迫者的话语永远是最终结论。质疑这种现实,即使是问个问题,就是压迫的一种形式。在社会正义的修辞(rhetoric)里,这是语言暴力(linguistic violence)。使用“非二元”这个词就是对顺性别异性恋规范(cis heteronormativity)的一种抵抗形式。一种是恶;另一种是善。
一旦“警醒”,一个人对现实的视角就改变了。现在,我们这个前所未有的多文化、多种族的民主制度,就成了“白人至上”的门面而已。批判理论家称,这就是我们世界的现实,即使你看不到它。一位同性恋不再是对世界有自己想法并追求自己政治或宗教的个体;她得是“酷儿”(queer),一个质问并颠覆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ity)的身份。男人做解释就是“男怨”(mansplaining),因为他的权威裹在他有毒(toxic)的身份里。对跨性别女性(trans woman)和女性(woman)是否完全一样提出疑问,或者提出区分男人女人的生理学,并不是一种询问(inquiry),而是“仇跨”(transphobia)的一种形式,是对一整个群体的恐惧与憎恶,是要消灭这个群体的欲望,是一种攻击。
我的观点是,探索这些想法没有任何错。如果不把它当成一种丑恶,这些其实都是很有趣的问题。我能这么说,是因为自由主义能够包容批判理论,视其为一种值得探究的世界观。但是批判理论不能包容自由主义,因为它将自由主义视为一种反对社会与种族正义的白人至上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很有弹性,能够经得起无数的理论、思想和论述,并总能拓宽辩论的领域;而被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控制的机构则必须对思想进行限制。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致力于允许Ibram X. Kendi(警醒主义旗帜人物)写作言说,而Ibram X. Kendi则要设立一个非民选法庭来对任何人、任何机构进行审查,防止他们强化白人至上,在Kendi看来,任何族裔比例与人口不符合都是白人至上。(此处指Kendi倡议设立“Department of Anti-racism”/“反歧视部”)。[^2]
对我来说,这些理论家的所作所为比虐待英语语言更不能让人饶恕。他们声称自己的世界观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尤其是在自由主义没做到的少数群体权益方面。这在我看来完全错误。像John Lewis这样的道德巨人改进了整个国家,靠的不是威吓或玩弄语言,也不是将黑人的前进视为白人的某种倒退。他在自由体制里运用非暴力和言说,他强调爱与宽恕的团结力,他认为黑人有完全独立于白人的能动性,他运用这些基于自由主义的视角改变了美国。
同性恋权利运动可谓21世纪最成功的社会运动,它的成功在于展示异性恋群体与同性恋群体的共同之处,而不是将两者视为零和冲突,不是靠打击仇同(homophobia)或异性恋。女权运动成功转变了社会中女性角色,并不是靠妖魔化所有男人或者将厌女主义(misogyny)视为根植于“白人至上”。就像我们刚看到的,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通过判决对跨性别群体进行民权保护,并不是靠将人们视为永远互斗的群体,而是靠无偏见地看待每个个体追求自己幸福所应有的尊严。
实际上,我怀疑正是这种促成了非零和多数主义(pluralism)的自由主义成功,最让批判理论家不安。因为它意味着,改革永远比革命更好,经验真相总是站在真正受压迫者一边,我们永不惧怕对事情刨根究底,社会进步在自由民主体制内完全可能,并且比别的体制更稳固,因为社会进步源自于热烈的理性辩论,而不是靠意识形态学究强加于社会。
批判理论的修辞陷阱在于它盗取了促进包容性(inclusion)的事业,将自由主义者逼入守势。但自由主义者没必要有防守心态。《Cynical Theories》这本书鼓舞人心之处就在于,它对自己的论述充满信心,在蔑视批判那些盗取并败坏崇高社会事业的后现代意识形态份子的同时,它致力于通过自由主义的方式促进真正的社会正义。
本文中有许多词汇并没有公认或合适的中文翻译,因此笔者保留了众多英文原文词汇,以方便读者查阅。
原作者简介
Andrew Sullivan:《时代》杂志称其为美国的“首席博主”(“blogger-in-chief”);《纽约时报》最近的人物专访文章副标题称其为“过去三十年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之一”。2020年7月,他从《New York》杂志离职,在substack平台恢复他著名的The Dish博客周刊。笔者获得了他的新博文的中文翻译授权,在本公共号发布了一系列他的文章的翻译。
原文标题: The Roots of Wokeness
原文副标题: It's time we looked more closely at the philosophy behind the movement.
延伸阅读
[^1]: 亚马逊书店,Helen Pluckrose & James Lindsay 《Cynical Theories:活动家学术是如何把所有事情都搅合成种族、性别与身份问题的》 链接
[^2]: 2019-11-15,Andrew Sullivan,《身份交叉左派政治终局一瞥》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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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附加信息
本文讨论了警醒文化的根源,它在短短几年内席卷欧美的社会。作者张拓木从后现代批判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警醒文化的崛起,强调这一理论如何改变了社会对种族、性别等身份的理解。文章提到了一些新出现的词汇,如非二元(non-binary)、毒性男子气质(toxic masculinity)等,这些词语在媒体报道中的使用频度急剧增加。文中还提到,批判理论认为不同身份群体间的权力动态与压迫关系,强调个体存在的本质在于其身份的交织(intersect)。站在这种世界观之上,讨论的焦点是如何通过语言与知识的重新组织实现社会正义。在文章末尾,作者呼应警醒文化对社会理性和包容忠忍不可或缺性的新理解,强调真正的社会进步应在自由民主体制内实现,而不是依仗意识形态的强加。
附加信息 [Processed Page Metadata]
Attribute | 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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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name | m_警醒(woke)文化的根源_-_澎湃新闻.md |
Size | 15088 bytes |
Archived Date | 2024-11-10 21:53:44 |
Original Link |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303517 |
Author | 张拓木 |
Region | 中国大陆 |
Date | 2020-07-31 |
Tags | 警醒文化, 后现代批判理论, 社会正义, 跨性别, 性别身份, 文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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